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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怀兴:又隔十年写于山

2020-05-21 19:57:32  来源:大理资讯网

    2005年,我应太原市实验晋剧院副院长陶臣之邀,写就了《傅山进京》。10年后,我又应其邀约写于山——于成龙字北溟,号于山。2015年1月31日,我来到方山县来堡村于成龙的故居参观。平日我对人物生卒日期并不在意,这时才清楚地看到于成龙出生于1617年。我突然想起了2007年是傅山诞辰400周年,原来于成龙比傅山晚生10年,而两人却是同一年(1684)逝世的。2007年《傅山进京》为纪念傅山诞辰400周年演出,现在要写《于成龙》,莫非是为2017年纪念于成龙诞辰400周年做筹备吗?我在写了傅山10年后,又将要写于山?怎么如此凑巧,莫非是天意?原本我对是否能写好这个题材还心存忧虑,一想到这些,我创作的决心顿时坚定了。

    2014年10月24日,陶臣打电话来再次邀请我写山西另一位历史名人——曾被康熙誉为“天下廉吏第一”的于成龙。刚开始我婉言谢绝。原因有二:这个题材的舞台剧与影视作品早就有了,其中上海京剧院由尚长荣主演的《廉吏于成龙》更是闻名剧坛。二是清官戏我前几年已经写了一个琼剧《海瑞》,再写于成龙,恐怕难脱窠臼——主题重复,也是写戏的一个大忌。可是太原的朋友——原太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范世康与陶臣为了说动我,说要于11月20日到我蜗居的福建仙游老家来探访了。从太原到我家,要奔波数千里,能不令我感动吗?我劝阻不住,就立即匆匆浏览了相关资料,突然发现了于成龙官宦生涯中的一段小插曲:即是这位中年才出仕的清官能吏仕途并非一帆风顺,也有走麦城的时候,在署理武昌知府的任上,由他督造的两座浮桥一夜之间都坍塌了,虽然不是人祸,而是天灾——被洪水冲垮的。但时当三藩之乱,吴三桂大兵压境、湖北告急之际,尽管他刚刚第二次被评为“卓异”,还是遭到“贻误军机”的参劾而革职。其时,他已宦游十三载,年近花甲了,倦鸟知还,正可回乡以叙天伦之乐。这时,麻城发生民变,以刘君孚为首的一批士民已啸聚东山,蕲黄四十八寨蠢蠢欲动,于成龙就应湖广巡抚张朝珍之请,前往麻城平乱安民……这段故事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这时的于成龙,身份特殊,是抚台委派的专员,却也是废员、布衣。我已隐约感到,这里头可供挖掘的东西不少,如果搬演于舞台,将能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2014年11月23日,太原的朋友光临寒舍。在他们与我酌酒夜话时,我便提出,倘要写于成龙,就截取他人生中的这一段。范世康先生说他也注意到了这一段,可谓不谋而合。他们一返回山西,就向有关领导汇报,领导也认可我的选材。于是,我开始晋剧《于成龙》的创作。2015年1月中旬,我前往黄冈(古称黄州)的麻城歧亭搜集他的逸事,追寻他的遗踪。14日在游东坡赤壁时,望着已不见大江东去、唯剩一湾微澜的胜地,我不禁唏嘘,感慨岁月匆匆,沧桑变幻。于成龙在此吟过的《赤壁怀古》顿时萦绕耳边:“赤壁临江渚,黄泥锁暮云。至今传二赋,不复说三分。名士唯诸葛,英雄独使君。今朝怀古地,把酒对斜曛。”于成龙当年站在此地,怀念的是纵论天下三分的诸葛亮、两赋赤壁的苏东坡,而我更缅怀三百多年前站在这儿的他——当年黄州百姓亲切称呼的于糠粥、于青天。要不是他在这儿平息了民变,不知将有多少百姓家破人亡,血染赤壁,尸骨遍野。过去有人把于成龙东山平乱当做他一生中的污点,认为这是镇压农民起义。我想,当年清王朝刚建立不久,三藩之乱,远远不能动摇其统治的根基;东山民变,非被剿灭不可。于成龙的劝抚,是对百姓最有利的举动呀!要是能设身处地,站在当年老百姓的立场上想一想,就不会得出这样的“高论”了。

    东山民变的根源是什么?有的人说是吴三桂的叛乱,因为他派奸细潜入黄州,散发各种委令状,煽动士民造反。啸聚东山的首领刘君孚就曾接受过吴三桂的伪札。要是这么写,就不是我写的《于成龙》了,那将是另一个主题另一类剧目了。我写的是“官逼民反”。所以戏上演之后,就有人批评我写官逼民反是违背史实。是的,从表面上看,黄州民变是由吴三桂煽动起来的,但仔细地翻阅史料后,就可发现东山民变、吴三桂之乱只是其表面原因,不是主要原因,其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麻城县官吏借着追查吴三桂发的伪札而滥捕乱抓引起的。于成龙受命之后回到麻城,一调查便抓住了要害。他在《申张抚台释放无辜详》中写道:“看得东山之祸,起于官激民变,而究其根源,由于县官心神昏乱。何物邹克忠,乃衣顶生邹惺,不孝不慈,无仁无义,此麻邑之穷凶极恶也。县官视为心腹,衙役倚为爪牙,乘机贾祸,唆官峻刑,逼士民于危亡,陷士民于株连,将县城绅衿概称通贼,力胁离县,迟疑无依。又云县城之外,无非贼党,赞谋遍剿,以致士民号泣,怨气冲天……伏乞宪慈迅查县官陷害良善,并邹克忠主谋罗织情由,释放监禁增夹伤平民,焚毁刑扳无辜供词。庶人心自安,祸端可息。”1读罢于成龙的这段话,我对东山民变的根源就一清二楚了。于是,我在构思这个戏时,就紧紧抓住官激民反这个主线来设置人物与情节。民反是由官激起的,那么只有治官吏才能抚民平乱。所以在抚乱之前我就先设计一场治吏的戏。蠧吏邹克忠我是根据于成龙所揭露的“此麻邑穷凶极恶也”而塑造出来的。他逼嫁寡妇是我虚构的情节。但这家伙无恶不作,逼嫁这种无耻的行为完全做得出来。于成龙当时只请上司“迅查”邹克忠,在戏里我却把他斩立决了。我想,这虽超越了于成龙的权限,却符合他的心愿。“智赚蠧吏”这场戏就是这样半真半假、虚实相生地“戏说”出来了。

    对待民变,是剿是抚,从来都有两种意见。有的官员主剿,有的官员主抚。两种意见,可以反映出两种立场。主剿者是站在官府的立场上,视民如草芥,不惜取百姓的鲜血以换取自己的荣华富贵。戏中的尚善大将军虽是我虚构的人物,但史料上真实记载过一位将军率兵路经麻城,与于成龙发生激烈争执。于成龙在《上张抚台陈情小禀》中写道:“……将军嗔责藉伊兵威,窃取成功,严声厉色问:‘贼在何处,我们去杀!’成龙不敢逊,对以‘安抚在先,兵到在后,何为藉威?已经安抚,何为又杀?’”2“挡马阻剿”一场就是据此段史实加以戏剧化处理而来的。主抚者则是站在百姓的立场上,以百姓之心为心,要冒极大的风险。对于成龙这位刚被因参劾“贻误军机”的废员来说,主抚的风险更是巨大:有人可能会认为他遭革职之后对朝廷心怀叵测。同时反上东山的士民可能认为他不是官员,说话不能算数,这更增加了劝抚的难度。弄不好的话,他左右不是人,处境非常尴尬。尤其他要求查办“陷害良善”的麻城县令、“罗织情由”的邹克忠之后,必然要遭到主剿派的激烈反对,他们必然要加于成龙以纵寇的罪名。如果明哲保身的话,于成龙完全可以附和主剿者的意见,视造反者为草寇,格杀不赦,顺利向抚台交差。但是于成龙坚持认为上山啸聚乃属“赤子弄兵”,在差役上山宣谕无效之时,他毅然决定亲自单骑上山,深入虎穴,苦口婆心劝士民归顺。刘君孚及其部众为何终于能听从于成龙的规劝呢?因为当年于成龙在黄州出任同知时,捕盗赈灾,精明能干,又两袖清风,大得民心,所以士民信服他。否则,开弓没有回头箭,反上东山的士民怎肯就抚下山?我不正面写于成龙的清廉,但清廉的作用,已在这儿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我让于成龙在戏的高潮时向抚台发出“收拾民心非凭剑,须赖官吏公与廉”的呼吁,体现了这出戏的主旨。

    众所周知,写戏通常要为主角安排一个强有力的对手,在双方一番又一番的博弈过程中,完成人物的塑造。但在这个戏里,我贯穿全剧的是一个事件——东山平乱,而不是于成龙的一位对手。“智赚蠧吏”中的邹克忠、“单骑上山”中的刘君孚、“挡马阻剿”中的尚大将军,这三个人物都是于成龙的对手,他们之间的博弈,虽然都紧紧围绕这条主线,但都不是贯穿全剧的。这让有的观众感到遗憾,认为要是给于成龙安排一个类似与傅山对弈的康熙一样的对手,那戏就会更精彩,看得更过瘾。我觉得戏无定格,要根据不同题材的需要,采取不同的写法。一对一的博弈,用在《傅山进京》里恰到好处,但用在《于成龙》里就不妥了。于成龙的对手除了邹克忠、刘君孚、尚善之外,还有一个自我。举水河畔眇道士开导于成龙,其实是于成龙的超我与自我在作斗争,最终超我战胜了自我——使他置生死于度外,作出勇敢的决断:不惜一死也要上山劝降。

    在《于成龙》里,我写了一个闲人和一件闲事。闲人即眇道士,闲事即喝酒。眇道士曾出现在于成龙的传说中,并非我凭空虚构。但我笔下的眇道士,已不仅是靠看相卜卦为于成龙筹集盘缠的奇人,而是于成龙道家修养的一个象征,也可以说是于成龙内心的外化,让他出现在于成龙思想斗争激烈的时刻,用道来点化于成龙。而饮酒,是于成龙人生中的最大嗜好。据说在罗城为知县时,他为了驱风湿解孤单,就喝上酒了,因而上瘾了。戏中三次写于成龙喝酒:归舟上、举水边与挡马时。让于公借酒抒怀,更有情趣与人生况味。闲人闲事的添入,为戏增加了些许空灵洒脱,不再那么凝重与紧张了。

    注:1《于成龙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第30页

    2《于成龙集》(同上)第31页